提及爱新觉罗·溥仪，人们对他的认知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：他身为末代皇帝的身份，他在历史中的汉奸形象，以及在新中国培养教育下所实现的悔过自新。
似乎人们并未注意到，新中国成立后对这位人物表现出了异常的宽恕，不仅免除了他的死刑，还在1959年与首批国民党战犯一同获得特赦。然而，这其中的疑问在于，他与国民党战犯真的可以相提并论吗？从更深层次来看，他的罪行或许并不亚于汪精卫。他显然不适宜接受改造，那么为何新中国对他仍能如此宽容呢？
谁说皇帝就不可被处决？
因此，核心之所在并非他是否为皇帝，关键在于他所蕴含的潜在力量！
一、民族国家之要害
自近代以来，诸如奥匈帝国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皇俄国等幅员辽阔的帝国，在其王朝倾覆之际纷纷四分五裂，演变为若干个独立的国家。更为遗憾的是，这些独立后的国家，却再也无法重新融合为一。
在我国，唯有历经满清王朝的覆灭，领土得以大体保全。这一切，无不与溥仪的名字紧密相连。
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年代，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建立在君权神授的理念之上。彼时，皇帝被视为“天子”，其权威源自于天的授予。由于“天”的概念超越了民族界限，这一皇权神授的学说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不同民族的可能性。
然而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，皇权遭受了颠覆，跌落至尘埃之中。新兴的统治阶层不再能够宣称自己的权力源于神授君权，他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。经过深思熟虑和多方权衡，资产阶级最终决定以“君权民授”作为支撑其合法性的基石。
然而，“君权民授”这一理论本身存在一个疑问：这里的“民”究竟是指哪一部分人？是日耳曼人、俄罗斯人，还是非洲的黑人？显然，法国的政府不可能由德国人赋予权力吧？
因此，当权者需为“民众”设定界限。这些界限以何为依据？答案是通过文化、传统与历史来界定。随之而来，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崭露头角。
在此之前，世界虽已孕育出民族，却尚未滋生出民族主义之苗。古时虽已见民族身影，但民众的民族认同意识薄弱。他们的心灵归属于宗教信仰与皇权统治。故而在同一宗教信仰或皇帝的领导下，各民族得以和谐共处。
一旦民族认同跃升为首要认同，情形便随之而变。
鉴于众人对民族归属的重视，似乎传统多民族国家似乎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。以昔日为例，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人与匈牙利人曾共同尊奉皇帝为共同的主人，携手共度时光。然而，随着时移世易，人们不再追随皇帝，那么继续强行联合又有何意义呢？
于是，分家！
众多观点将奥匈帝国的分裂归因于一战的败绩，然而，当时也有国家遭遇了更为惨痛的战败，为何德意志帝国并未随之解体？究其原因，民族矛盾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。
二、中国何为例外？
自1911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我国亦遭遇了与奥匈帝国相仿的困境。我国乃是一个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多民族国家，其中汉族、满族、蒙古族、回族和藏族五大族群，占据了国土面积的95%以上。
依民族主义理论而论，我国是否会面临被分割为56个独立国家的境地？
届时汉民族就只能在汉地18省建立一个国家，而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蒙古甚至东北都会基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理论脱离中国版图。
在革命党阵营中，诸如章太炎等一众知识分子普遍抱持着偏狭的民族主义观念。这并不令人意外，因为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中明确包含了驱逐异族、振兴中华的口号。既然满族被视为“虏”，那么苗、蒙、回、藏等族难道就不属于这一范畴？
幸赖革命党内尚有明智之士，此事不久便被人识破，我们不能如此行事！于是，这伙人转而提出了“五族共和”的理论，以此替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。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时曾使用的旗帜，十八星旗，其象征意味即为汉地的十八省。然而，革命成功之后，旗帜即刻更换为五色旗，象征着五族共和的理念。这一变化，正是思想转向的体现。
十八星旗
五色旗
虽然这理论听起来很美妙，但关键在于，为何五大民族要选择共和制呢？
昔日五大族得以共聚一堂，缘于他们对大清皇帝作为家主的尊崇与认同。
谈及此事，还需提及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。所谓大清皇帝，不过是汉人对溥仪的尊称。实际上，他拥有多重身份，诸如满族族长、草原上的大可汗、以及藏传佛教中文殊菩萨的转世。正因蒙古、西藏等地承认他的这些身份，才接受了大清王朝。如今皇帝退位，大清已灭，为何仍需共同庆祝？
为了使这些孩童继续留在这个名为中华民国的大家庭中，我们必须得到前家长溥仪的协作。鉴于此，即便大清王朝背负着深重的罪孽走向覆灭，其王室成员在民国时期依旧受到了尊崇的待遇。他们不仅保留了皇帝的头衔，每年还能领取高达400万两白银的津贴。
瞧瞧沙俄、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皇室，他们又岂能享有这样的礼遇？
“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族之完整领土，将共同组成一个新的中华民国！”
言外之意，即便我不再掌管家务，我的身份依旧尊贵。正如中华民国的意志即我的意志，你们必须过得和睦，切不可有分裂之念！
溥仪（左三）
三、溥仪杀不得
当年，袁世凯与孙中山等伟人同清室进行的此次妥协，实乃彰显高远智慧之举。无论是中华民国，抑或是后来的新中国，其对其他四大族实施统治的合法性根基，均源自溥仪所颁布的那份退位诏书。
若非此退位诏书的颁发，依当时民族自决的原则，蒙古、西藏等地独立的可能性之大，实不容小觑！更为严重的是，在那个民族解放运动如潮水般涌现的时代，这样的独立主张无疑是政治上的正确选择，以至于你甚至无法对主张独立的行为提出指责。
在民国年代，中央政府的财力与实力均十分薄弱，根本无力管辖包括满、蒙、回、藏在内的边疆地区。然而，这些地区竟神奇地未曾发生独立事件，其关键在于溥仪这一精神支柱的存在。因此，溥仪的存在不容被摧毁，更不允许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羞辱。
1924年，西北军阀冯玉祥轻率之举，将溥仪逐出皇宫。短短一个月后，外蒙古便宣布独立，脱离了中国。虽然苏联的干预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，但溥仪事件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它彻底斩断了外蒙古与中国的精神纽带。
冯玉祥
二战终结后，溥仪被苏联所掳，苏联人对我国长城以北的疆土已久怀觊觎之心。他们深知溥仪的分量，因此对他倍加呵护，供以美食佳饮。甚至在日本东京审判期间，他们还让溥仪出庭控诉日本，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受害者，以此洗刷其罪名。由此可见，他们对溥仪的生命极为看重。
1950年，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同盟条约，斯大林不得不放弃了对我国东北、新疆地区的领土企图。在此背景下，溥仪这位潜在的定时炸弹亦随之被引渡回国，成为了顺理成章之事。
追溯至溥仪的罪行，纵使千刀万剐亦难以为其赎罪。然而，新中国的领导人却做出了对他进行改造的决定，看似荒诞不经，实则蕴含着深邃的智慧。
溥仪的身份尤为微妙，既不能将他置之死地，亦不可将其定性为反动分子。若是将其定义为反动派，则那道诏书的合法性将难以解释。最妥善的途径，便是将他从公众视野中淡出，将其塑造成一名普通民众，让他得以安度余生，从而将这段历史彻底翻篇。
于是，我们决定将他送入功德林进行改造，以期塑造出一个共和国成功将昔日皇帝改造成人的圆满结局。
不得不说，此策略成效显著，时至今日，提及溥仪，公众多聚焦于他作为末代皇帝的身份及悔过自新的经历，却鲜少提及他犯下的罪行不亚于汪精卫的事实。然而，考虑到国家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团结，对于溥仪的过错，我们不妨采取宽容的态度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，谁叫他继承了如此丰厚的家业呢？
溥仪的一生，可谓命运多舛。在尚不具备认知能力之时，便被迫承袭了末代帝位的重负。然而，命运之神似乎对他有所偏爱，清朝入关时所携带的财富，宛如一件神秘的护身符，无论他如何犯下过错，都得以保全他的安然无恙。即便在他犯错之后，日本、苏联、民国乃至新中国，皆不惜代价地对他悉心照料。能有如此经历，实属世间罕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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