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彭德怀元帅的自述中，曾提到：“我于1916年3月加入湘军，那个时候正是湖南驱逐汤芗铭的时期。我参军时所属的部队是湘军第二师第三旅第六团第一营第一连，师长是陈复初，旅长是陈嘉佑，团长是鲁涤平，营长是刘鉶，连长是胡子茂，另外还有第二连的连长袁植以及排长周磐。” 这篇文章将会讲述彭德怀在加入湘军时遇到的这位排长——周磐。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，但全国各地依然潜伏着约一百万国民党派遣的特务、反革命分子等敌对势力。这些人接受蒋介石的命令，采取了“长期潜伏、等待时机，重点破坏与暗害活动”的策略，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，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因此，党和人民政府对镇压反革命活动高度重视。
展开剩余86%1950年10月10日，中共中央发布了《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》，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执行“镇压与宽大相结合”的政策，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慎处理，依据罪行的轻重做出相应的决策。
1950年12月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镇反运动的打击对象主要是特务、土匪、恶霸、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的头目。这场运动也为确保新中国政权的稳定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。
1951年2月21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》，为镇压反革命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，并统一了量刑标准。到1953年秋，镇反运动终于告一段落。许多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分子——包括匪首、惯匪、反动会道门头子等——均被捕获、关押或依法处决。
在这次镇反运动中，云南省曾将周磐——原国民党中将——判处死刑，并择日执行枪决。周磐得知判决结果时，如五雷轰顶般晕倒在地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渐渐冷静下来，思考着如何能够逃脱即将来临的死刑。就在此时，周磐灵机一动，突然站起身来，对看守监狱的工作人员说他有紧急事情要向监狱长禀报。
监狱长听闻后，考虑到周磐虽是死刑犯，但毕竟曾是国民党的中将，可能会有重要情报，于是决定亲自会见周磐。见面时，周磐神秘地小心观察着旁边的工作人员，监狱长随即示意工作人员离开。此时，周磐凑近监狱长耳边，小声说：“我手中有一件国宝级的文物，我希望能将其上交给国家，求国家赦免我一命。”
监狱长听后，顿时好奇地询问：“什么国宝？在哪儿？从哪里来的？”周磐显得得意，回答道：“这是‘皿方罍’，一件真品国宝。它是我早年花了5000大洋，从一个文物贩子那里买来的。”
周磐继续解释道：“皿方罍是一种大型青铜酒器和礼器，最早流行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。有方形和圆形两种，皿方罍是方形的，铭文‘皿天全作父己尊彝’是它的标志，所以被称为‘皿方罍’。它是青铜器的代表，堪称‘方罍之王’。”
听完这些介绍后，监狱长意识到这件文物的重大价值，便要求周磐写一份详细的材料，以便报告上级。周磐交代了皿方罍的出土经过、罍盖的来源及其他相关情况。
原来，皿方罍的发现是在1919年秋，来自桃源县水田乡的艾清宴，在山沟里玩耍时偶然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。几经转手后，皿方罍的罍身与罍盖分别进入了不同的收藏者手中，而周磐则在1925年得知了这件文物的存在，并最终将其据为己有。
不过，周磐最终未能因献出国宝而得以赦免。他的死刑判决未受改变，最终在一次公审大会上，周磐被执行了枪决。云南省委认为，尽管周磐交出了宝贵的国宝文物，但他所犯下的罪行无法通过这一文物来抵消。因此，周磐依然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。
彭德怀元帅在回忆中提到，周磐曾是自己的上司。周磐的成长背景并不显赫，1893年出生于湖南邵阳，小时候家境贫寒。他也曾在战乱中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。年轻时，他选择参军，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军事教育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许多后来的军事将领。
1916年3月，彭德怀加入湘军，成为周磐所在部队的一员。当时，彭德怀并非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因为家境困窘，生活所迫。回忆自己年轻时的艰辛，彭德怀常常感慨万分：“我的小弟弟饿死了，奶奶带着两个孙子在大雪中乞讨……”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，彭德怀走上了参军的道路。
彭德怀与周磐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颇为微妙。两人虽然在军事上存在一定的上下级关系，但在许多事情上，周磐却给予彭德怀诸多关照。尤其是在彭德怀个人困难时，周磐总是尽力伸出援手，正如他在彭德怀因杀害恶霸地主欧盛钦被逮捕时寄钱援助。
然而，随着时局的变化，彭德怀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，开始与周磐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。在1927年，彭德怀在周磐的指挥下，开始接受更为进步的政治理念，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。而周磐则依然忠于蒋介石，继续走上了反动的道路。
尽管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，彭德怀一直对周磐当年没有出卖他心存感激，尤其是在后来的历史风云中，周磐的命运终究走向了衰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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